背景故事之
我以我血薦軒轅：魯迅故居（下）
魯迅像（1930年，攝於上海） 上海山陰路魯迅故居（1933至36年） 上海虹口魯迅墓石像
前言、為甚麼「上海」？
一九三零年代的上海灘（網上圖片）與一九九二年的上海灘（當年自拍）【留意，是同一位置拍的景觀呀！】
一九九二年，我第一次到訪上海，印象真的不怎麼好，後來發現，竟與魯迅對上海的印象「暗合」：
我們在上海路上走，時常會遇見兩種橫衝直撞，對於對面或前面的行人，決不稍讓的人物。……上車，進門，買票，寄信，他推；出門，下車，避禍，逃難，他又推。……住在上海，想不遇到推與踏，是不能的，而且這推與踏也還要廓大開去。……（准風月談．推）
這是魯迅寫於一九三三年的話，卻與六十年後，一九九二年我在上海灘上逛、在南京路上走、在公共汽車上擠的經驗一致，就是沒完沒了的「推」。
受不了，終於，我在上海只呆了幾個小時，就勿勿趕夜車往蘇州去了。卻是不能「一走了之」，這就留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遺憾－－錯過了一訪上海魯迅故居與魯迅墓園的機會。
十年後的二零零二，我由於種種原因【見《魯迅故居（上）》】，終於再訪上海一償心願了。
不過，有一點是先要向大家自首坦白從寬的，就是這下篇中的頗不少照片，是要從「網上」取來的（恕不註明出處啦），至於我當日旅程中自拍的呢？不巧得很，不少都併有我的「尊容」，實在不便公開。
這情況其實是不多見的。我去旅行，拍照幾乎全是「只相景不取人」的。一次二十天的行程，我自己「粉墨登場」的照片可以少於三張。卻是這次上海之行，在魯迅故居和魯迅墓，我竟然都為自己留影，而且不只一張，反倒忘了拍攝「純景」，這就為今天編這輯背景故事留下了個不大不小的難題。不過，這卻也多少表示，在我的自覺或不自覺裡，魯迅頗有一點相當的地位。
言歸正傳，只是魯迅本人，卻又何故流落上海，「推」極不走，並且老於此、死於此、葬於此？
種種因緣，且聽我慢慢道來……
．．．
話說一九二六年的八月，魯迅就開始了他的「逃亡」歲月。
一九二六年八月，在軍閥政權的緝捕與「正人君子」的圍攻下，他逃出了北京。九月，到了廈門。但在廈門也是百無聊賴，事無可為，實在是呆不下去了。到一九二七年一月，他又借故出逃，逃到廣州去了。怎料，在廣州位子還未坐暖，四月十五日，就發生國民黨「清黨事件」，魯迅為被捕人士仗義執言，結果，雖未有即時的殺身之禍，但更是事無可為了，於是乎又要出逃。終於在這年的十月三日，他逃到了上海。
魯迅最先入住的景雲里（1927-33），現是民居（網上圖片） 魯迅1928年攝於該住所內
為甚麼是上海呢？
原因多著，但有一點是關鍵的，就是那裡尚有一點「生存空間」。
說來是令人悲哀的，卻又不得不承認。
自一八四一鴉片戰爭之後，清廷與列強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。一八四三年開始，根據《南京條約》及相關附件，上海成為向外國開放的主要口岸。至一八四五年，英國領事強行劃了外灘一帶為「英國租界」。之後，美國與法國見「有肥可分」，自然不甘後人，分別在上海劃起「美國租界」與「法國租界」來，自成「特區」。【參見下圖】英、美、法列強在「租界」內「行使主權」，儼然成了中國境內的「國中之國」，不受中國政府的直接管束，某意義上說，是「無法無天」。不過，事有兩面，上海這般的「無法無天」，卻又提供了一個「空間」，作為了各色各樣的「流亡者」避禍、生存甚至發展的「天堂」。
大家不要忘了，國共兩黨雖然內戰連年打生打死，但有一點是相當「一致」的，就是國民黨頭子蔣介石是在上海依附青幫（當地的黑社會）起家的，而共產黨呢，更是在一九二一年成立於上海，也算得上是在這裡起家的！
原來，國共本是「同根生」！
這是中共「一大」會址，在當時的「法租界」內
言歸正傳，就是這樣，魯迅終於「逃」到上海，而且，從此就「推」也不走了。
是因為他已「不需要逃」或「無處可逃」嗎？
不需要逃嗎？不是的！上海並不是想像般的「安全」，要死，還是有很多可以死的理由的。【見下文】無處可逃嗎？也不見得，因為以魯迅的人脈與聲望，「流亡海外」，特別是日本，也是不很困難的。
魯迅對上海印象不好，但他就是不走。因為，他在這裡找到「合適的戰場」，或說，找到戰場裡的一個合適位置－－「戰壕」！
關於「壕塹戰」這一著，魯迅是深得其要的：
對于社會的戰鬥，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，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者就為此。歐戰的時候，最重「壕塹戰」，戰士伏在壕中，有時吸煙，也唱歌，打紙牌，喝酒，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，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。中國多暗箭，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，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。但恐怕也有時會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，這時候，沒有法子，就短兵相接。 （兩地書二）
一九二六年「三一八」的血的教訓，更使他明白：
至于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，交兵就都用壕塹戰。這并非吝惜生命，乃是不肯虛擲生命，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。在戰士不多的地方，這生命就愈寶貴。所謂寶貴者，并非「珍藏于家」，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极大的利息，至少，也必須賣買相當。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，以同胞的尸体填滿一個缺陷，已經是陳腐的話了。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，這是多麼大的損失。
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，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，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，教給繼續戰斗者以別种方法的戰斗。（華蓋集續編．空談）
在上海，因著有各國「租界」的有意無意的「包庇」，中、英、美、日等的勢力的糾纏和制約，這裡，就有相對的「安全」；也是在上海，因著各種政治及文化勢力的匯聚、較量和爭持，這裡，也就又有激烈的「戰鬥」。在中國別的城市，譬如軍閥治下的北京或蔣介石手下的廣州，有兇險的戰鬥但沒有安全，剎那轟烈就會陣亡；在國外，譬如日本，那裡有相當的安全但沒有戰鬥，不能直接為國家人民出上一分力。
要持久戰鬥，就必得先找個「戰壕」安身，打打閃閃，上海，是個不二之選。
魯迅是個吊詭的人，上海是個吊詭是城市，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也是個吊詭的時代，一切不可能「共冶一爐」的卻都匯聚於此－－甚至，略帶誇張的說，都匯聚在一個人－－魯迅－－的身上。
一、左右開火
不出所料，魯迅在上海的九年裡，各色各樣的「戰鬥」從未停止過。他在《三閒集．序言》中就說：
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，離開廣東的，那些吞吞吐吐，沒有膽子直說的，都放在《而已集》裡。但我到了上海，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，創造社，太陽社，「正人君子」的新月社中人，都說我不好……
不過，其中最令他意想不到的，即使「好戰」如魯迅也是不樂於見到的戰鬥，就是在「同一陣營」裡的戰友互相開火。
這必要從他與「創造社」的恩怨分合說起。
請先看「左」邊－－
早在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底，魯迅離開廣州到上海前幾天，他給李霽野的信中表示，願意與明顯左傾又較有活力的文學團體「創造社」結成聯合陣線：
創造社和我們，現在感情似乎很好。他們在南方頗受迫壓了，可嘆。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，仍只有創造、未名、沉鐘三社，別的沒有，這三社若沉默，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。南方沒有希望。
豈知，一九二八年初，在上海這個「戰場」裡，最先向魯迅「開火」的，卻是若干「年青新進」的創造社成員。其中，罵魯迅罵得最兇的是成仿吾：
年青的我們，我們應有熱烈的感情，應有熱愛真理的勇氣；我們應努力於自我的表現，我們應當闡明真理。趣味是苟延殘喘的老人或蹉跎歲月的資產階級，是他們的玩意，我們年青的作家太早就墮落到這個地步，這真是出人意表的怪狀。 ……
而這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，牠所暗示著的是閑暇、閑暇、第三個閑暇。……
在這時候，我們的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…… （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）
這些口號一般的「吶喊」，矛頭直指魯迅，說他是「苟延殘喘的老人」、是「蹉跎歲月的資產階級」，終日沉醉於「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」的「三閒分子」。（其實，魯迅一生都有不少相對偏門的「趣味」，譬如抄寫古碑、研究佛理、考究野史民俗、推介木刻板畫等等。魯迅從來都是一個「立體多面」的人，但在那些淺薄的「平面人」眼中，這就很可以成為這樣或那樣的罪名。）
目睹軍閥的專橫、國民黨的腐敗，魯迅無疑是「左傾」的，他剛到上海，就大量閱讀共產主義的著作，希望弄通個大概。但他也是一輩子都憎惡喊口號的－－即使是「共產主義」的口號。
在北京，他憎惡陳西瀅之流故作冷靜的「正人君子」，在上海，他憎惡成彷吾之流貌作激昂的「革命家」。
別的不說，單看他們如何在軍閥橫行、列強欺凌的背景下，談到流血、戰爭與革命－－
陳西瀅是多麼的「四平八穩」：
宣戰我是不贊成的。可是外國人把刀子放在我們的脖子上，我們不動一動，或是哀聲求饒，我也是不贊成的。……
戰爭是苦事，他也不是甚麼有趣的事。戰爭的恐怖，戰爭是地獄。我們就去作戰，也要存一個不得不入地獄的心。一般「文學家」們已在那裡讚美戰爭、歌頌流血，我們讀了不覺心痛。我不希望我們多有這樣的英雄，我希望我們多些憎惡戰爭而臨事不得不挺身去幹憎惡的事的平常人。（西瀅閒話．知識階級）
對於在三一八事件中遇難的青年，陳西瀅更講過這樣「冷靜」的話：
我們要是勸告女志士們，以後少加入群眾活動，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，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。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，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。（現代評論．六十八）
類似的故作冷靜持平的論調，今天仍然是滿街都是。譬如說：「你參加某個政治集會，就是被主事者 " 利用 " 了。」謝謝了，這個我知道。但我也知道，我參加會被鼓吹參加的人「利用」，但我不參加，何嘗不會被不贊成參加的人「利用」－－看呀，參加的人這麼少，證明他們沒有民意基礎啦！
若我老是怕被人「利用」，我就進也不是退也不是，結果只有「呆站不動」，但呆站不動，難道就不會被主張呆站不動的人「利用」，說我其實是他的「忠實支持者」麼？
是的，世界很可悲，我們或進或退或站，都會被人「利用」。既是這樣，就全部拉倒－－管他幹嗎？
正如魯迅，他的言行，生前死後，都會被人「利用」－－但他需要的，是自己的光明正大，鬼鬼祟祟的小人在背後如何利用，魯迅是不必負其責的。
成仿吾卻是這樣的「意氣激昂」：
滿清末年革命時，不是喧傳炸彈手鎗，便是忙的定期舉事，那是何等生氣勃勃而可壯人心膽。我們現在的國民的與社會的生活，不是比滿清末年更要墮落到不堪嗎？為甚麼這幾年來，不聞有人對於我們前面的惡魔，放過手鎗一響，投過炸彈之一片？我們的士氣消沉到這般田地了！……
偉大的精靈的一生，是不斷的傳道與殉教；這些便是他征服一切的過程。我們要時常接觸著偉大的精靈，自己也成為一個。肉體只不過是我們的工具；使用這工具為高尚的目的，把一切的障礙征服著前往，只此便是人生的不誤的真諦。人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品，是不可滅的。古來多少人生的戰士，他們的生命是永遠如生。
要向永遠求生的人們喲，請莫忘了這一句標語：「奉著良心的指揮，為正義與真理而戰！」（使命．士氣的提倡）
在魯迅眼中－－
陳西瀅之流的「正人君子」是冷靜得不像人，
成彷吾之流的「革命家」卻是激昂得不像人。
陳西瀅之流踐踏「已流」的烈士之血，視革命為惡獸！
成彷吾之流蹧蹋「未流」的烈士之血，將革命當兒戲！
在號稱「革命策源地」的廣州的時候，他對「跟風革命」（仍是指國民黨主導下的「北伐革命」）就已經很不以為然－－
歡喜維持文藝的人，每在革命地方，便愛說「文藝是革命的先驅」。
我覺得這很可疑。……
凡已經革命的地方，……什麼革命文學，民眾文學，同情文學，飛騰文學都出來了，偉大光明的名稱的期刊也出來了，來指導青年的：……（而已集．文藝和革命〕）
更早之時，他更譏諷這些偽裝的「革命家」－－
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為革命文學：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，斥罵他的對手的；一是紙面上寫著許多「打、打」，「殺、殺」，或「血、血」的。
如果這是「革命文學」，則做「革命文學家」，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。（而已集．革命文學）【閱讀全文】
魯迅自然不鼓吹淺薄的「為藝術而藝術」，但他也反對將文藝低貶為「政治宣傳工具」：
我一向有一種偏見，凡封面上上畫著一個騎馬的少年兵士和手捏鐵鋤的農工的刊物，是不大去涉略的，因為我總疑心它是宣傳品。發抒自己的意見，結果弄成帶些宣傳氣味了的伊孛生等輩的作品，我看了倒并不發煩。但對于先有了「宣傳」兩個大字的題目，然後發出議論來的文藝作品，卻總有些格格不入……（三閒集．怎麼寫〔夜記之一〕）
魯迅的「革命」，從一開始就反對膚淺的「宣傳主義」，這「一竹篙」就把不管共產不共產的「假革命文學」全部打翻。
魯迅一生都在「求真」。他當然支持革命－－過去支持辛亥革命，後來支持共產革命－－但他看得很認真、很嚴肅、很人性。
老實說，遠地方在革命，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，我是的確有點高興聽的，然而－－沒有法子，索性老實說吧，－－如果我的身邊革命起來，或者我所熟的人去革命，我就沒有這麼高興聽。有人說我該拼命去革命，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，但如要我靜靜地坐下，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，我往往更感激。（三閒集．在鐘樓上〔夜記之二〕）
何得真切誠實！
對革命，魯迅看得如此的「淡」，不明白的，更覺得其「灰」，但難道沒有原因的麼？
辛亥革命，他失望了一回；而不久前，就在一九二七年，他去到號稱革命策源地的廣州，又失望了一回：
我抱著夢幻而來，一遇實際，便被從夢中放逐了，不過剩了些索漠。（同上）
是的，魯迅一生「多疑」，但這樣的世界，他能不「多疑」麼？
魯迅在當時的歷史情勢底下，無疑是支持共產黨革命的，但他並不「天真」。他更一生都憎惡假、大、空的口號，亦不甘心做任何「黨」的喉舌工具。到了上海，他「左」，卻先要「清理門戶」，向一切貌似左傾的「革命文學家」及其「理論」開火：
他指名道姓地指責創造社成仿吾等人的急功近利和「自命革命」：
創造社前年招股本，去年請律師，今年才揭起「革命文學」的旗子，復活的批評家成仿吾總算離開了守護「藝術之宮」的職掌，便去「獲得大眾」，並且給革命文學家「保障最後的勝利」了。這飛躍也可以說是必然的。（三閒集．「醉眼」中的朦朧）
魯迅再三反對空洞的「革命文學」：
但我以為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，不必忙於掛招牌。……一說「技巧」，革命文學家是又要討厭的。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，但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。（三閒集．文藝與革命）
對於革命的大敵，魯迅以「先知」的利眼，多次指出：
革命的完結，大概只是由於投機者的潛入，也就是內裡蛀空。這並非指赤化，任何主義的革命都如此。（三閒集．鏟共大觀）
後來，到了一九三一年，風波算是平靜了，魯迅再以簡括的筆觸概括這些「新進革命派」的謬誤：
到了前年，「革命文學」這名目這才旺盛起來了……但那時的革命文學運動，據我的意見，是未經好好的計劃，很有些錯誤之處的。例如，第一，他們對於中國社會，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，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，來機械的地運用了。再則他們，尤其是成仿吾先生，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，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凶惡的面貌，好似革命一到，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，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。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。這種令人「知道點革命的厲害」，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，也還是中了才子＋流氓的毒。（二心集．上海文藝之一瞥）
至於成仿吾之類的「新進革命家」有多「革命」，多大言不慚，多殺氣騰騰，多言而無物，真是一言難盡，且給大家幾個「影印本」參詳一下吧（取自《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》）：
有些人總是人云亦云，說魯迅的文章「愛罵人」和「殺氣重」，請看看，與這些人的相比，魯迅的算是甚麼呢？－－根本傷不得人。
這點，魯迅似乎是有自知之明的。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給母親的信中，透露了端倪：
海嬰（按：魯迅兒子，當時七歲）是夠活潑的了，他在家裡每天總要闖一兩場禍。……他只怕男（按：魯迅自稱）一個人，但又說男打起來，聲音雖然響，卻不痛的。
魯迅的全家福：妻子許廣平及兒子周海嬰
打起來，聲音雖然響，卻不痛的－－形容得多傳神！
事實上，「打」到最後，「痛」的還是他自己。
魯迅當然也「革命」，但他總是從最切實的工夫做起，反對掛「大招牌」－－
有馬克斯學識的人來為唯物史觀打仗，在此刻，我是不贊成的。我只希望有切實的人，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－－至少，是一部簡單淺顯的，兩部精密的－－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。那麼，論爭起來，可以省說許多話。（三閒集．文學的階級性）
多少偉大的招牌，去年以來，在文攤上都挂過了，但不到一年，便以變相和無物，自己告發了全盤的欺騙，中國如果還會有文藝，當然先要以這樣直說自己所本有的內容的著作，來打退騙局以後的空虛。因為文藝家至少是須有直抒己見的誠心和勇氣的，倘不肯吐露本心，就更談不到什麼意識。（三閒集．葉永蓁作《小小十年》小引）
總之，魯迅之「左」與那些人之「左」，從一開始已不可同日而語，難怪到了最後，亦不得不分道揚鑣。
請再看「右」邊－－
至於從「右方」襲來的敵人，不外乎是幫國民黨講好話的「御用文人」、「打手文人」或粉飾太平的「幫閒分子」，多屬一般，無甚足論，只用魯迅自己的話來總括一下：
他們所謂「文藝家」的許多人，是一向在盡「寵犬」的職分的，雖然所標的口號，種種不同，藝術至上主義呀，國粹主義呀，民族主義呀，為人類的藝術呀，但這僅如巡警手裡拿著前膛槍或後膛槍，來福槍，毛瑟槍的不同，那終極的目的卻只一個：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，亦即「反革命」，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。（二心集．「民族主義文學」的任務和運命）
可是，還是有「中間」的－－
可是，還請大家記得，魯迅是愛憎分明，但這「分明」是立體的、有層次的，不是教條主義的非黑即白非敵即友。對靠向「左」的，他不是一味的「擁護」，對靠向「右」的，只要不是「流氓」地依附當權者，他也不是絕對的「攻擊」。譬如，對於後來淘醉於「閒逸詩文」的劉半農與林語堂，他憎惡歸憎惡，卻乃是「朋友的憎惡」：
我愛十年前的半農，而憎惡他的近幾年。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，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，他的為戰士，即使「淺」罷，卻于中國更為有益。（且介亭雜文．憶劉半農君 ）【閱讀全文】
語堂是我的老朋友，我應以朋友待之，當《人間世》還未出世，《論語》已很無聊時，曾經竭了我的誠意，寫一封信，勸他放棄這玩意兒，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，拼死，只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，以他的英文程度，不但譯本於今有用，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。他回我的信是說，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。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，在語堂看來是暮氣，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，要他于中國有益，要他在中國存留，並非要他消滅。他能更急進，那當然很好，但我看來是決不會的，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。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。（1934.8.13《致曹聚仁》）
只有事無大小，連「友誼」都必需「政治正確」的「黨」或「人」，才會無聊到連「照片」都去篡改人家的，譬如：
＝＞
二、左聯歲月
魯迅沒有「入黨」，但他是真心誠意地究研，甚至某程度上信仰共產主義的。不過，中國共產黨，作為一個「黨」，倒是相當的「靈活」的，不似魯迅般「死心眼」。
左邊來了「朋友」－－
一九二七年，國共分裂，中共在危急存亡之秋，自然要「團結」一切可團結的。魯迅自己送上門來（中共當時在上海仍有相當勢力），自然要用盡一切手段羅致。
一九二九年，中共黨中央授意聯合創造社、太陽社及魯迅成立一個「革命文學團體」。經中央授意，創造社及太陽社「同人」自然馬上「停火」，魯迅本人也「不念舊惡」。結果，在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，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」（簡稱「左聯」）成立，魯迅被推舉為執行委員。
「左聯」舊址，位於上海多倫路 現在的招牌 內部會場一景
左聯是成立了，但有多「聯」呢？
關於「左聯」成立的宣言，就有一段插曲，抄寫麻煩，就影印給大家看吧：
周曄著：《伯父的最後歲月－－魯迅在上海》（福建教育出版社，2001）頁九十四
看到嗎，魯迅，左聯的主要負責人和發起人，卻在「左聯」成立的大會上講話「批判宣言」－－這樣心直口硬的，就是魯迅了，慶幸當時中共實在除了魯迅外，找不到更大的「招牌」，只得由著他「放肆」。
人家是「打著紅旗反紅旗」，魯迅卻是「反著紅旗打紅旗」，看他如何「反著打」：
我以為在現在，「左翼」作家是很容易成為「右翼」作家的。為什麼呢？第一，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，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，研究問題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，「左」，都是容易辦到的；然而一碰到實際，便即刻要撞碎了。關在房子裏，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，然而也最容易「右傾」。……
第二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，也容易變成「右翼」。革命是痛苦，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，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，那般完美；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，需要各種卑賤的，麻煩的工作，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；革命當然有破壞，然而更需要建設，破壞是痛快的，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。所以對於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，一和革命接近，一到革命進行，便容易失望。……
還有，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於一切人，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，也是不正確的觀念。……
現在，我說一說我們今後應注意的幾點。
第一，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，必須堅決，持久不斷，而且注重實力。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，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麼。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，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。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，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，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，要求很小，容易滿足。……
第二，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。在前年和去年，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，但那範圍實在太小，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，反而弄成了在一角裏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，舊派的人倒能夠閑舒地在旁邊觀戰。
第三，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。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，譬如我們有好幾種雜誌，單行本的書也出版得不少，但做文章的總同是這幾個人，所以內容就不能不單薄。一個人做事不專，這樣弄一點，那樣弄一點，既要翻譯，又要做小說，還要做批評，並且也要做詩，這怎麼弄得好呢？……
（二心集．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－－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講》【閱讀全文】
平白道來，與我們想象中的「共產黨」的假、大、空，相差不可以道里計！
不過，魯迅與「左聯」（或說中共）究竟有多「聯」，或者不易「量度」，但這麼一「聯」，就招來了國民黨當局的忌恨，卻是相當可以肯定的。
右邊現了「敵人」－－
魯迅正式成為「左聯」負責人後，他的「左」傾就無可置疑了，所以從「右」面來的國民黨當局的逼迫暗算，從此就不絕如縷。
首先，是國民黨淅江黨部呈請通緝「墮落文人」魯迅。及後，「左聯」及魯迅本人就發覺寄出的信件及書刊有被有關當局搜查或扣留。「左聯」開會，也要閃閃縮縮，往往只能三三兩兩，免招人耳目。再後來，凡是封面寫著寄給魯迅的郵件，魯迅統統都收不到。至於公開發表文章，在國民黨的嚴格監控底下，更是一天難似一天。
為了在禁制下繼續發表文章，從此，魯迅就用了數不清的筆名，據稱，多達一百四十多個。
《二心集．序言》中，他說：
這裏是一九三○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。
當三○年的時候，期刊已漸漸的少見，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，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。《語絲》和《奔流》，則常遭郵局的扣留，地方的禁止，到底也還是敷延不下去。那時我能投稿的，就只剩了一個《萌芽》，而出到五期，也被禁止了，接著是出了一本《新地》。所以在這一年內，我只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。
《偽自由書．前記》裡，他說：
我的投稿，平均每月八九篇，但到（1933年）五月初，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，我想，這是 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。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，還是報館總編輯呢，我不知道，也無須知道。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裏，其實是我所指摘，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，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。
《准風月談，後記》裡，他又說：
這六十多篇雜文，是受了壓迫之後，從去年（1934年）六月起，另用各種的筆名，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，陸續在《自由談》上發表的。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「靈感」的「文學家」吹噓，有無法隱瞞之勢，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，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。但不善於改悔的人，究竟也躲閃不到那裏去，於是不及半年，就得著更厲害的壓迫了，敷衍到十一月初，只好停筆，證明了我的筆墨，實在敵不過那些帶著假面，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。
不做文章，就整理舊稿，在年底裏，粘成了一本書，將那時被人刪削或不能發表的，也都添進去了……
共產黨當魯迅是「朋友」麼？難說；國民黨當魯迅是「敵人」麼？肯定！
談到魯迅在國民黨時代的「沒有言論自由」及受到壓迫，常有一種自作聰明的可悲論調，說：
共產黨當年受的算甚麼「言論審查」呢？其實他們的「自由」，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民連想都未想過的哩！
這豈是人說的話呢？
假如中共這樣說：
六四解放軍槍殺市民學生，比起清兵的揚州屠城十日，日軍的南京大屠殺，還算甚麼呢？
可以嗎？
你不會覺得這不是「人話」，甚至比屠殺本身更罪惡嗎？
我們憎恨慘殺無辜、壓迫善良，就憎恨一切形式、一切程度的慘殺無辜、壓迫善良。
不反對「小邪惡」的，就是在滋長「大邪惡」。
共產黨後來的兇殘，想想，豈不是從被國民黨兇殘屠殺的「血的教訓」中「學」來的麼？
毛澤東的「槍桿子出政權」，是蔣介石拿著真槍實彈「教」他的呀！
還有，不要忘了「處境」：國民黨在中國（大陸）從未有像後來的中共般握有絕對的大權，先是與軍閥混戰討價還價、後與共黨內戰又是討價還價、還要受著美、蘇、日等列強的干預和插手……它不是仁慈，而是未有更加專制和殘暴的「足夠條件」。
總的一句，如果，你對國民黨當年的腐敗殘暴沒有真正的痛恨，你就沒有資格責備後來的共產黨。正如你先不責備作父親的去嫖妓，還能指責做女兒的去當娼麼？
三、青年的血
對整個共產黨，魯迅是不能「無條件效忠」的（他始終沒有「入黨」）；對青年，他受過青年的暗箭，在廣州更目睹出賣、屠殺青年的也多是另一幫的青年，他也不再「無件條佩服」了。但對個別的、熱血有為、沉著實幹的青年，魯迅都是愛護有加、視同子侄的。
他愛惜青年們的心血－－
魯迅一生都堅持，認真的創作、沉著的翻譯，而不是空喊口號，才不枉文學家的名銜。對真正踏實於此的「文學青年」，他總是極力加以扶掖提攜。
早在北京期間，他就大力幫助過韋素園及他主事的未明社。
魯迅稱讚韋素園和未明社的沉實：
未名社的同人，實在並沒有什麼雄心和大志，但是，願意切切實實的，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，卻是大家一致的。而其中的骨幹就是素園。（且介亭雜文．憶韋素園君）
魯迅更欣賞卻又憐惜韋素園的認真執著，彷彿是看到了自己：
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誤解之後，卻同時又發見了一個他的致命傷：他太認真；雖然似乎沈靜，然而他激烈。認真會是人的致命傷的的麼？至少，在那時以至現在，可以是的。一認真，便容易趨於激烈，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，沈靜著，又齧碎了自己的心。（同上）
但在北京軍閥政權的淫威底下，這些熱血青年的心血，卻一再受到摧殘：
不久，未名社就被封，幾個人還被捕。也許素園已經咯血，進了病院了罷，他不在內。但後來，被捕的釋放，未名社也解封了，忽封忽啟，忽捕忽放，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麼的一個玩意。（同上）
後來，年青的韋素園更咯血不止，終於：
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，素園終于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裡了，一切計劃， 一切希望，也同歸于盡。我所抱憾的是因為避禍，燒去了他的信札，我只能將一本《外套》當作唯一的記念，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。
兩年後，魯迅寫下《憶韋素園君》，默默悼念這位「咯血」的文學青年：
自素園病歿之後，轉眼已是兩年了，這其間，對於他，文壇上並沒有人開口。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，他既非天才，也非豪傑，活的時候，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，死了之後，當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沒。但對於我們，卻是值得記念的青年，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援了未名社。
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，那存在期，也並不長久。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，紹介了果戈理（ＮＧｏｇｏｌ），陀思妥也夫斯基（Ｆ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），……還印行了《未名新集》，其中有叢蕪的《君山》，靜農的《地之子》和《建塔者》，我的《朝華夕拾》，在那時候，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。事實不為輕薄陰險小兒留情，曾幾何年，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，然而未名社的譯作，在文苑裏卻至今沒有枯死的。
是的，但素園卻並非天才，也非豪傑，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，或名園的美花，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，園中的一撮泥土，在中國第一要他多。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，只有建築者和栽植者，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。
也許韋素園被遺忘了，網上，找到最好的照片，就只有這張！尚幸，他記在魯迅心裡。
魯迅一生都敬重這些內裡熱血澎湃，外表沉著實幹的青年，愛惜他們的心血。這些青年，除韋素園外，還有柔石、白莽、瞿秋白、蕭紅等等，他只恨自己不能更年青一些，好與他們走得更近。
他痛惜青年們的鮮血－－
一九二六年，三月十八，在北京，他見到青年流血……
一九二七年，四月十五，在廣州，他又見到青年流血……
魯迅是「左」，口裡是「激進」，但他痛惜青年的血，從來不忍心叫他們「衝呀」、「殺呀」、「流盡你們的血吧」－－像那些「革命文學家」一般。
早在「三一八」後，目睹四十多個青年的血，魯迅就希望青年們不要再隨便「輕生」：
但我卻懇切地希望：「請願」的事，從此可以停止了。倘用了這許多血，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，而且永遠紀念著，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。
世界的進步，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。但這和血的數量，是沒有關係的，因為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，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。即如這一回，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，僅博得「自蹈死地」的批判，便已將一部分人心的機微示給我們，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極其廣博。 ……
死地確乎已在前面。為中國計，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。（華蓋集續編．死地）
他告誡青年們也不要輕言「流血」：
請願的事，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，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。那樣的慘殺，我實在沒有夢想到，雖然我向來常以「刀筆吏」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。我只知道他們麻木，沒有良心，不足與言，而況是請願，而況又是徒手，卻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兇殘。 ……
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，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。血的應用，正如金錢一般，吝嗇固然是不行的，浪費也大大的失算。
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，非常覺得哀傷。
但願這樣的請願，從此停止就好。 ……
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，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，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，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。
魯迅愛惜青年的血，告誡他們：改革或革命或終不免於流血，但不要蹧蹋，要愛惜你們年青的生命。
只是，這樣的世界、這樣的中國、這樣的年代、這樣的上海，稍有一點「血」的青年，卻又怎能安心讀書、怎屑於依附權貴，但求苟且偷生或升官發財？
結果，魯迅身邊的青年，還不免要流血！
最令魯迅刻骨不忘的，是柔石和白莽的血。
柔 石 和 白 莽
柔石是魯迅的鄰居，魯迅也忘了他們怎麼相識起來。總之，就因是鄰居之便，交往起來了，後來，還成為了「左聯」的同人，幫助魯迅主理「左聯」的工作。白莽也是一個革命青年，因著投送稿件的關係，與魯迅相會，就交為朋友。魯迅在創作和翻譯上，都給了柔石和白莽很用心細緻的指導。還一如當年在北京幫助韋素園一般，魯迅又出錢又出力，幫助柔石成立了一個文學小社團－－朝花社。
他們的相識交往，都是發生在一九二八、二九年間的事。
可惜，魯迅與這兩位熱血青年的「生之交往」，只能維持了兩、三年時候。這兩位青年，由於國民黨的緝捕與共產黨的內訌，被出賣、被捕殺。
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，柔石和白莽在一個秘密會議的會場上被拘捕。
這一夜，魯迅聞訊，知道情勢不妙，怕累及朋友和家眷，他先把家中信件燒毀，然後領著妻兒逃到一個日本友人開的「花園莊旅館」去避禍【見下左圖】。但柔石和白莽卻一直全無暗訊，當時的「主流媒體」，懾於國民黨當局的淫威，更不敢公開報導。
上右圖攝於同年七月，因柔石等殉難後，謠傳魯迅被捕，於是魯迅特拍此照寄給在北平的母親，以釋其掛念。
魯迅一生愛子極仁、事母極孝，橫眉怒目背後，是一片仁心。下文「夢裏依稀慈母淚」亦見一斑。
終於，魯迅收到確切的消息－－
二月七日，深夜，柔石、白莽等二十三個青年，
被槍殺於上海龍華國民黨警備司令部。
柔石身中十槍。
當時，柔石三十一歲，白莽二十三歲。
這一夜，魯迅仍在旅館，妻兒已睡，他卻夜不成寐，就賦詩：
慣于長夜過春時，挈婦將雛鬢有絲。
夢裏依稀慈母淚，城頭變幻大王旗。
忍看朋輩成新鬼，怒向刀叢覓小詩。
吟罷低眉無寫處，月光如水照緇衣。
多少年來，魯迅見過各色各樣的軍閥和政客，都不過在爭奪著「城頭」的「大王旗」，真心愛國為民的熱血年青，卻一個接一個的成為「新鬼」。然而，魯迅的悲憤，除了這首「小詩」，想為這些殉難的青年再說一點甚麼，就別無「寫處」了。這一刻，他已經自身難保，哪裡還能發表他的文章呢？
國民黨控制下的公開的出版界自然「無寫處」，一個月後，魯迅就在當時中共的「內部通訊」《前哨》（紀念戰死者專號）中發表了如下的文章：
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，在誣蔑和壓迫之中滋長，終于在最黑暗里，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。 ……
統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，于是一面禁止書報，封閉書店，頒布惡出版法，通緝著作家，一面用最末的手段，將左翼作家逮捕，拘禁，秘密處以死刑，至今并未宣布。 ……
然而我們的這几個同志已被暗殺了，這自然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若干的損失，我們的很大的悲痛。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卻仍然滋長，因為這是屬于革命的廣大勞苦群眾的，大眾存在一日，壯大一日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就滋長一日。 ……
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，紀念我們的戰死者，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，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，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斗爭。（二心集：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）
然而，這於魯迅，卻仍是另類的「官樣文章」－－他終此一生，都不能從心底裡說出叫青年們「衝啊、殺啊、革命啊、不怕流血啊」之類的話。他痛惜青年的血。他事實並不需要「公開發表」，而是「默然哀掉」，可是「沉靜著，又齧碎了自己的心」！（憶韋素園君）
兩年後，形勢稍緩，結果，他還是要「寫」了，為的卻是「記念」，也是「忘記」：
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，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。這並非為了別的，只因這兩年以來，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，至今沒有停止，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，將悲哀擺脫，給自己輕鬆一下，照直說，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。（南腔北調集．為了忘卻的記念）
要「寫」便是「記念」，卻說是為了「忘記」，然而要用「寫」來「忘記」，就更知是終久不能忘記。－－這是魯迅的曲筆，也是魯迅的沉重。這「記念」到了最後，我們知道，魯迅到死，都不能忘記這對青年的血：
前年的今日，我避在客棧裏，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；去年的今日，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裏的地下了；今年的今日，我才坐在舊寓裏，人們都睡覺了，連我的女人和孩子。我又沈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，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，我在悲憤中沈靜下去了，不料積習又從沈靜中抬起頭來，寫下了以上那些字。……
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，而在這三十年中，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，層層淤積起來，將我埋得不能呼吸，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，寫幾句文章，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，自己延口殘喘，這是怎樣的世界呢。夜正長，路也正長，我不如忘卻，不說的好罷。但我知道，即使不是我，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，再說他們的時候的。…… 【閱讀全文】
魯迅不僅不能忘記，他更希望，所有人都能記念這些青年們的血……
四、戰火餘生
在國民黨當局用盡方法「安內」及屠殺自己的青年的時候，日本軍已向東北、上海大量進駐軍隊，候命入侵。
先是一九三一年，有九一八事變，日軍進侵中國東三省，扶植「偽滿州國」，國民政府卻下令「不予抵抗」。
終於，「不予抵抗」的結果，是日軍得寸進尺，一九三二年，輪到上海，就有一二八事變。
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日軍在上海，一如舊慣製造事端，借口保護日僑，逼令中國軍隊撤走，但不待回覆，已大舉入侵，分數路進攻上海閘北等地區。
當時，魯迅就住在閘北一帶。
炮火打到頭上來了，但魯迅最初並沒有打算搬家逃亡避禍。這原因，他後來回憶道：
所以我的沒有搬家，也並不是因為懷著天下太平的確信，說到底，仍不過為了無論那裏都一樣的危險的緣故。（且介亭雜文末編．我要騙人）
這「無論那裏都一樣的危險」不是魯迅的「意氣話」，倒是他的「經驗談」：二六年到二七年，由北京「搬」到廈門、由廈門「搬」到廣州、由廣州「搬」到上海，最後，還不是一樣？？？
當然，炮火卻是越打越厲害，子彈甚至打到魯迅的寫子桌後的椅子上，打出了一個洞。而日軍為搜查抵抗日本侵略軍的中國第十九路軍的士兵，更在閘北一帶大肆屠殺中國青年。一月三十，魯迅終於逼得要攜同家眷出走，逃到一家日本友人內山完造開設的書店避難去了。
十九路軍在閘北與日軍打巷戰頑抗 一二八事變中被日軍轟炸毀壞的上海商務印書館
至同年三月十九日，戰火緩和，魯迅從返寓所，慶幸是家中損失不大。
同年四月二十四日，魯迅與茅盾、郁達夫等文化界名人共同簽署《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書》，嚴正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暴行。
不過，魯迅的一生都是個非常「立體」的人，他堅持抵抗日本的侵華暴行，但同時，卻有很多相交甚深的日本友人。他從來不愛將甚麼「簡單一刀切」。
就在這年的四月十三日，魯迅覆信給暫回日本避戰的日本友人內山完造，宛謝他們請魯迅暫到日本小住避難的邀請，信中說：
早先我雖很想去日本小住，但現在感到不妥。第一、現在離開中國，甚麼情況都無從了解，結果也就不能寫作。第二、既是為了生活而作，就必定會變成「新聞記者」那樣，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沒有好處。……依我看，日本還不是可以講真話的地方，一不小心，說不定還會連累你們。……
你們的好意，深為感謝。……仁兄何時來上海？我熱切盼望你能早日歸來。
家國義，朋友情，既是公私分明，又是渾然一體。這就叫「立體」的人格。
魯迅與內山完造（攝於一九三三年） 內山在上海開的書店，魯迅經常光顧，更曾在那裡避難
就在今年，日本方面還有人將內山完造的事跡繪成漫畫出版哩！【詳細資料】
這使我想起一個走訪魯迅故居的小插曲。
應是一九九二年，我第一次到訪北京的魯迅故居。因我個子矮，又蓄著鬍子（這卻不是有心學魯迅的），看上去有點像那個「年代」的日本人吧，到處已被人認做日本遊客。走進北京魯迅故居（連博物館），更不時被服務員當作日本人，跟我講日語，真是尷尬。後來，也果然見到頗不少日本遊客來看，還看得很仔細。當時不太明白，現在想來，這大概是魯迅的日本友人回國後大力推介魯迅的結果吧。未有深究，但相信事實差之不遠。
不過，魯迅的「立體」並不一定叫他「左右」逢源，更多的倒是頭頭不討好。最後，就在「抗日」這題目下，他竟與「左聯」鬧翻了。
五、最後日子
瞿秋白 與 魯迅贈之的手跡
魯迅與「左聯」雖然「聯」起來了，但並非事事如魚得水。唯是自三一年五月始與瞿秋白的共事，是他大大稱心的。他甚至抄錄了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當以同懷視之」的詩句相贈。但這知己，卻不幸於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，被國民黨槍殺了。
從此，即使在「左聯」中，也沒有他能真正交心的人。
時間已到了一九三五底至三六初，是日本蓄勢全面侵華的前夕。但同時，卻傳來了「共產國際」（蘇聯）授意中共「解散左聯」的消息，理由是「左聯」的招牌太「左」了，有礙於趁著這個「抗日」的時機，搞「統一陣線」來團結其他陣營云云。
我說過，共產黨作為一個「黨」，是很「靈活」的，只是魯迅太「死心眼」了。
團結抗日，魯迅全無異議，但用一個「口號」（例如「國防文學」）來「團結」甚至「逼人團結」，魯迅是拼死抵制的。
魯迅反對解散「左聯」，但無能為力，最後，他拒絕參加後來的「文藝家協會」，實質等於變相「退出左聯」。但這一「退」，卻招來了「搞分裂」甚至「漢奸」的罪名。
一九三六年八月，魯迅在《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》（收於「且介亭雜文末編」）中充分地表達了他的立場：
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，只要他不是漢奸，願意或贊成抗日，則不論叫哥哥妹妹，之乎者也，或鴛鴦蝴蝶都無妨。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。
魯迅始終恪守文學家的天職－－作為一個人、中國人，中國作家當然要有政治與民族立場－－堅持抗日，但同時身為文學家，應容許他們有文學立場上的分野，不必甚麼都「統一」。
我以為應當說：作家在「抗日」的旗幟，或者在「國防」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；不能說：作家在「國防文學」的口號下聯合起來，因為有些作者不寫「國防為主題」的作品，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；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「文藝家協會」，也未必就是「漢奸」。「國防文學」不能包括一切文學，因為在「國防文學」與「漢奸文學」之外，確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……
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，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，「標新立異」也並不可怕。【閱讀全文】
這，不是無聊的「咬文嚼字」，而是「立體」的－－真正的「堅執」而又「廣闊」同時並存的胸懷。
中共，作為一個「政黨」，與別的甚麼「黨」，其實並無本質之別。大家看，今天作為「共產大國」的中國，竟是作為「資本大國」的美國的國債的最大投資者，「狼狽為奸」，不是很好笑麼？
不過，想到蔣介石與中共其實都是在上海起家的，也應該無話可說了！
中共既然本質是一個「政」黨，那麼，它的「政」策自然是可以「與時並進」的。現在，要的既是「統一戰線」，就大可以放下一貫的主張，換個「大包圍」的口號來「統一」繼而「號令」天下。只有多少真心「信仰共產主義」而不是「利用共產主義」來上位爭權的魯迅，才會這樣看不開，脫離了他用心服事了六年的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」。
國民黨視他為敵人，
共產黨也沒有當他是朋友－－
他們都負了魯迅！
最後，就在這日軍入侵國難當前，自己又「左右不討好」的時候，魯迅病倒了。
幾年前，他記念過韋素園的「咯血」，記念過柔石的「淌血」，如今，輪到他自己了。
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，他氣喘發作。
五月，病情更趨嚴重。
六月，病情稍愈。
八月，發表上述《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》這篇「嘔氣」之作。
九月三日，在給母親的信中，還安慰母親說：
確是吐了幾十口血，但不過是痰中帶血……況且一發即醫，不要緊的，請放心為要。
這是口硬，又是孝義。
九月二十九日，寫信給曹白，卻說：
我一直沒有離開上海，其實是為了不能離開醫生，現在每天還發熱，但醫生確說已可以散步，可惜我無處可走，到處是傷心慘目，走起來並不使我愉快。
也許，真是已沒有甚麼再值得看，或忍心看，所以－－
十月十八日，黎明前再病起，氣喘不止，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病逝。
二十二日，安葬於虹橋萬國公墓。
一九五六年，是魯迅逝世二十週年，魯迅遷葬至虹口公園（今魯迅公園），園中建有上海魯迅紀念館。墓地就在公園中部，墓碑上刻有毛澤東題的「魯迅先生之墓」六字，墓前還有魯迅銅像。
靈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闇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
魯迅救國愛民的情懷，像著了「愛神之箭」般無計可逃，見家國滿是內憂外患，風兩飄搖，終於含忍不住，振臂一呼而為「吶喊」，希望喚醒國民，挽救危局。
豈料，「寄意寒星荃不察」，人力渺小，何能上達天聽？自己的區區心意，上下求索，從北到南，終歸是不被了解，不獲明察。「吶喊」，喚不醒多少國民，更喚不醒當權者，卻喚來了許多宿敵，而當日同聲吶喊的戰友們，要非各散東西，就反目成仇。
終於，只餘下了孤身一人的「彷徨」、惜日的「故事」、老去的「朝花」、和不成文章的「雜感」而已。
最後，在這上海的最後年月，魯迅憑著他的「雜感」，左右開火，迎向國內外一切敵人，但最終，負傷的是他自己，還是來自「友軍」的暗箭。終於，他咯血了，從心到口，死於一九三六年的十月十九日，日本全面侵華的前夕。
在別人為抗戰流血之前，他已將一生的血，交付了他的祖國與人民。這便是：我以我血薦軒轅。
．．．
或會有人說：這是魯迅太愛罵人，所以短命早死，是報應！
這真是淺薄之見，卻不曉得計計數－－
第一、是往前數：魯迅終年五十五，但他走過的心路比同代人「超前」多少？
是五十年？一百年？
加上這個「超前」的歲數，他已是「百歲人瑞」，活得「夠」了！
第二、是往後數：三十六加上一是甚麼？
是三十七。
一九三七年十月，在上海，魯迅若是死遲這麼的一年，他會見到甚麼？
不曉得的，看看「維基百科」吧：
在1937年7月7日夜，盧溝橋事變爆發。
7月28日、30日，日本軍閥相繼佔領北平、天津。
日軍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軍……，開始向上海進攻。
11月20日，中國國民革命軍……被迫撤退，上海自此淪陷。
魯迅若然不死，他將會看到遠比一二八事變更血腥的日軍暴行、更黑暗的上海淪陷……
魯迅若然還不死，他更會見到他的二弟－－周作人如何成為漢奸……
魯迅若然還不死，他還會見到國共分治，一左一右、一中一台，捧他的胡捧，罵他的亂罵……
魯迅若然還是不死，他還會見到中共建國後久不久就「翻臉不認人」的三反、五反、文革－－以魯迅的梗直和與中共的多年「恩怨」，很可以死許多回……
當然，魯迅若然還是、還是不死，他將會見到他曾寄與最深夢想的中共如何「青出於藍」，比段祺瑞的軍閥政府和蔣介石的國民黨當局，更「不手軟」地殺戮青年學生……
他將必見到更多青年的血……
情可以堪？！
卻興幸，他死得早！
．．．
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，真是個「好日子」！
魯迅實在死得及時，逃過了以後的一劫又一劫。
這豈能算是報應呢？或者，倒算是祝福吧！
是上天給與這位生命信仰的忠信者以人間最大的祝福。
這祝福也不僅給他，也給後來人，譬如，你和我。
他死得及時，來不及與中共徹底翻臉－－
他的偉大作品，就這樣，得以繼續流傳、發揚，
滋養著一切也想忠信於生命信仰者的心田。
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，真是個「好日子」！
後記、為甚麼「魯迅」？
看著魯迅的背影，我也不禁自問：為甚麼「魯迅」？
俄巴底行動網，不是一個基督教網站嗎？
只是，我必須老實承認，我對「基督教」越來越沒有好感。
早被我們的「學者」與「牧師」掏空了的「基督教」，沒有基本人性、沒有家國情懷，只餘下冰冷的「學術」與殺人的「禮教」。
信耶穌，我怎能說「不好」，但不先尋回一點基本人性與家國情懷，能「信」出些甚麼來呢？
聖經，本來是充滿切近的人性與深厚的家國情的，只要你不是「瞎眼看聖經」，一定看得出來。
這些不是無足輕重的裝飾，卻是信仰心靈的基石。
沒有基本人性，沒有家國情懷，大概等同「動物」－－動物能「因信稱義」麼？
魯迅，不是基督徒，也許要落地獄吧－－但他畢竟像個人，像個中國人。
但好些「基督徒」，卻根本不像「人」，我想，他們會連落地獄的資格都沒有！
魯迅，自然也不是「完人」；但對於人，我們何求於其完美？他只要「真」。
之於信仰，第一是求其「真」－－不是你信「的」真，而是你信「得」真！
魯迅的「真」，卻是交足了功課！
所以，我寫魯迅，也但願俄網的讀者們：
先做（真）人，再做（真）中國人，然後做（真）基督徒！
還附註一句：非不得已，不要做「學者」或「牧師」！
重溫舊事：《靈台無計逃神矢－－魯迅故居（上）》
重溫舊事：《寄意寒星荃不察－－魯迅故居（中）》
